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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11月8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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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清除一个“左”字,克服一个“怕”字,解决一个“软”字,树立一个“敢”字,提倡一个“创”字;使党员、团员明确自己必须具备的条件,明确奋斗纲领及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地纠正和杜绝不正之风,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使广大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地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坚持劳动致富;使广大职工树立社会主义主人翁思想,立足本职,多做贡献;使广大青少年树立尊敬师长、团结友爱、遵纪守法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习近平:《加强思想教育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1982年12月27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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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精神、道德、纪律、风格,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内容,它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

习近平:《加强思想教育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1982年12月27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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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恢复和建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自觉克服和纠正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不正之风,使共产主义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增长。

习近平:《加强思想教育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1982年12月27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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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克服精神文明建设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都是硬任务。它们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相互促进,不可偏废。

习近平:《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1982年12月27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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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提高闽东人民的精神素质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以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种主人翁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新的价值观念的主体是: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对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新时代文明和道德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1989年12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可能。商品经济毕竟有其固有的一些消极属性,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还不时地在毒化人们的心灵,拜金主义还会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膨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商品拜物教。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毋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的培养和道德素质的修养。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促使人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逐步地认识商品生产的规律,学习和掌握商品生产经营的知识,逐步形成与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1989年12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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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新道德建设内容,积极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要创新道德建设方式,坚持加强道德教育与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相结合、大众传媒引导与文学艺术感化相结合、运用经济手段与提供法律支持相结合,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手段。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促进道德建设进课堂、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

习近平2004年1月6日在浙江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选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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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教,父之过。”家庭是未成年人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孩子要成才,必须先学做人。人而无德,行之不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要引导家长改变重知轻德的倾向,在关心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重视对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家长的言行举止在孩子眼中是无形的示范,应注意自身良好的品行修养,使孩子在健康向上、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成才。各级有关部门和学校要承担起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通过家长学校、家庭指导中心、家访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善于与孩子沟通,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学会鼓励孩子的方法。特别要关心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教育,一视同仁地纳入各地学校教育,热情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之人。

习近平:《成才必须先学做人》(2004年7月19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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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子女健康成长成才,是许多家长的最大心愿。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消极方面,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中传播的一些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不良作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假冒伪劣、欺诈偷盗、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直接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一些社会消极因素甚至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对此,为人父母者忧心忡忡,广大干部群众呼声强烈。所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我们一定要把这项民心工程办实,把这项德政工程抓好,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认真实施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2004年7月21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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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形成的。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未成年人的工作,是事关未来的事业,是决定中华民族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工作。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从培养未成年人的爱国情感、远大志向、文明习惯、良好素质等这些基本工作做起,真正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现在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就是童谣低俗化、成人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还有的乱改古诗,乱编“脱口秀”。儿童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抵抗诱惑的能力也很弱。童谣的健康与否关系着孩子的“精神空间”和“心理空间”,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儿童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深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奉献精神的熏陶;七十年代出生的儿童是伴着《歌声与微笑》、《小螺号》的歌声成长的,尽显劳动的淳朴和追求幸福的信心;八十年代出生的儿童是在《丢手绢》、《小小少年》的陪伴下自由成长的,儿童无邪、灵活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现今儿童的思想构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儿童文学作品、儿歌不能满足现今孩子们的思想发展需要,必须加大思想道德建设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

习近平:《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2004年7月23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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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进一步来说,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

习近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2004年12月27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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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道理要说清楚讲明白,但任何道理要深入人心,都不能光靠说教,要有一个好的载体,通过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有效载体,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实效。

习近平:《虚功一定要实做》(2004年12月30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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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的现状,我省广泛开展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为主题的“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实践证明这项活动深受基层欢迎,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工作载体。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任何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事物的发展都如逆水行舟,不去推它,它就会倒退;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不抓机遇,抓不住机遇,剩下的就只有挑战了;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对势力、错误思潮和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我们抓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就是一个雄辩的佐证,光是打击,总有漏网的;只有让正面的东西去占领了,才能让负面的东西失去生存的土壤。

习近平:《抓与不抓大不相同》(2005年1月4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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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因此说,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

习近平:《文化育和谐》(2005年8月16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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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古人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即是立德”,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会到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拒腐蚀、永不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习近平:《多读书,修政德》(2006年2月17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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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是一种美德,乐业是一种境界。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对待本职工作,应常怀敬畏之心,专心、守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要精其术,不拘泥于以往的经验,不照搬别人的做法,力求做得更好,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人生不满百年,做的也就是那么些事。做一件事情,干一项工作,应该创造一流,力争优秀。要竭其力,对待事业要有愚公移山的意志,有老黄牛吃苦耐劳的精神,着眼于大局,立足于小事,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要乐其业,对工作有热情、激情,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把承受挫折、克服困难当作是对自己人生的挑战和考验,在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提升能力和水平,在履行职责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中享受工作带来的愉悦和乐趣。

习近平:《敬业乐业为美德》(2006年2月22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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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改变了农村的外在面貌,却没有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那么新农村建设还是在低层次开展。只有在建设农村、发展农业的同时,用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武装农民、提高农民,努力使农民成为具有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精神、新技能、新素质、新能力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才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和更加长久的活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鉴于此,我们要把“讲文明兴村”放到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位置来抓,积极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建立健全培训农民、增强素质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农村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

习近平:《讲文明兴村》(2006年4月26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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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要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

习近平:《建法治安村》(2006年4月28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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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法治的基石。法律只有以道德为支撑,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成为维系良治的良法。法律与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法治与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常运行。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建设“法治浙江”,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坚持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与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硬性的律令与柔性的规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法治浙江”建设的全过程,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知荣辨耻、扬荣抑耻、近荣远耻,明荣耻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耻之行,在全社会形成明德守法的良好风尚。

习近平:《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2006年5月19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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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云:“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孟子有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尊崇厚仁贵和、敦亲重义,并将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奉为美德。季羡林老先生说过,“慈善是道德的积累”。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做了多少,只要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就开始了道德积累。这种道德积累,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及公众形象,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福利与和谐,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得到更好的弘扬,切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

习近平:《在慈善中积累道德》(2007年1月17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